三评《危险的信号》及其他
杨景水先生那蛊惑人心的“危险的信号”，无疑是基于“阶级斗争思维”提出来的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在当今中国，无论“某些地区”还是中央*府，领导权均牢牢地掌握在中国共产*手里，不存在什么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掌权的问题。目前中国的反腐败斗争，也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。如果不回避现实的话，这是执**内部的问题——成克杰、胡长清、郑筱萸之流，哪一个没有发誓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”？事实上，杨景水先生所念念不忘的“与人斗”的阶级斗争（特别是无产阶级专*下继续革命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），致使中国国民经济恶化到了崩溃的边缘，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，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，中国更加落后，更加拉大了距离。于是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果断停止使用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和“无产阶级专*下继续革命”的口号，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。杨景水把中国的腐败现象，归结于“经济多元化作为经济基础，对上层建筑的负面影响”（在杨先生其他文章中，也流露出同样的观点）。这说明，杨景水先生对经济多元化颇有微词。但是，经济多元化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，走向开放型经济的必由之路。而中共十七大以来，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策略，积极创新对外开放思路，扩大开放领域，提高开放质量，努力开创经济多元化的新局面。由此可见，杨景水先生所谓“经济多元化作为经济基础，对上层建筑的负面影响”、“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，还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”云云，除暴露了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倾向外，还流露出对执**执*能力的怀疑——恐怕执**也不会原谅你说的“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，还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”这句话杨景水先生总是喋喋不休地声称自己坚持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”、“无产阶级意识形态”，俨然以“马克思主义者”自居。其实，纵观杨景水种种言论不难看出，其顽固坚持的不过是马克思学说中的“阶级斗争理论”罢了。关于马克思主义，关于阶级斗争，九大山人的《马恩晚年的思想转折》，胡晓风、金成林的《莫将龙种变跳蚤——重读马克思》，王若水的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和谢韬的《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》可供杨景水先生参考。这些文章中披露——马克思说自己不是“马克思主义者”。更重要的是他和恩格斯看到形势的发展——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，并非自己所料，他们对自己的理论和提出的纲领有了认真的反思。谈到“阶级专*”，恩格斯晚年如此坦言：“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，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。多数人即使参加了……造成一种假象，仿佛这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。”他接着说：“历史证明，我们及所有和我们有共同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。”1886年12月28日，恩格斯说：“所犯的每一个错，遭到的每一个失败，原来都是纲领中的各种错误和理论观点错误的必然结果。”1895年3月6日，恩格斯说：“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，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幻想。”他所说的幻想是什么呢？即他们曾坚持的一种路线：阶级斗争是我们所在的社会中压倒一切的因素；建立以夺取*权和领导全国事务为目的的**。以上这点学术探讨文字，杨先生大约不至于毛骨悚然、如临大敌、剑拔弩张吧？杨景水先生在3月7日的《复》文中，依然认为建国初期至“文革”前那一段时期是太平盛世。既然是“盛世”，那么中国大地就应该是歌舞升平、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了，可为什么又有“揭批胡风集团”、“整风反右”、“1959年至1961年的致‘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’”等事件的发生呢？在这些事件中，多少人蒙冤遭迫害，多少人家破人亡，多少人妻离子散，多少人死于非命？（历史记录在案，谁也否认不了；“胡风案”2100余人受牵连，其中被捕92人，隔离审查62人，停职反省72人，杨先生是不是认为这不算是个事呢？）这些事件，难道就是“盛世”的写照？至于“那时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”是不是“公认的客观事实”，在此不想和杨先生争论，只是觉得，一来那阵子大家都很穷，没啥好东西遗落和让人偷窃，二来夜晚关门就寝是中国人的习惯，我也不相信其时杨景水一家就是“夜不闭户”。“胡风恢复了名誉”，“对错划（右派）的同志进行了平反”，“前进道路上的失误”（对于“文革”，杨先生亦持此论），说得多轻巧啊！不知道杨先生还有不有一点良知？有不有一点人性？举个例子吧，假如杨先生你被无端冤枉而惨遭惊天横祸，蒙受奇耻大辱，也被弄得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，几十年后才轻描淡写地给你赔个不是，恢复名誉，说当时整你是对的，现在给你平反也是对的，仅仅是“前进道路上的失误”而已。对此，你作何想法？你会感恩戴德吗？顺便说说，笔者在充当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班干部”、“少先队大队宣传委员”时，不过十三四岁。如果那时就受到“‘成分’问题的影响”，只能说明杨景水们鼓吹、奉行的“阶级斗争”惨无人道！杨景水先生，别那么自命不凡、自以为是了。其实，你我的“拙文”都难以使人“惊恐起来”。“发挥大作用”，做梦去吧！